来源：辽宁日报
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，中国家庭、社会秩序的维护靠道德的自觉自律，强调人的主体性、独立性、能动性。《符号里的中国》选取龙、凤、鸿蒙、太极图、八卦图、三星堆等100多个有代表性的符号，细致考辨，将文化中国的来龙去脉与核心精神娓娓道来。读懂了一个个、一串串符号，也就把准了中国文化跳动的脉搏。
解开习焉不察的符号密码
四大名著，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几近“封神”。由于故事性强，我一直反复地阅读它们，津津有味。直到最近翻看了《符号里的中国》，才豁然发现，原来这四部书不但是长篇小说，而且都是中国文化符号的“博物志”。一个个、一串串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符号，在小说中得到娴熟巧妙的运用，以至于读者往往习焉不察。如果拿着“符号学”的放大镜去读，定会别有一番风味。
如《西游记》第四十三回写到一个版本的“龙生九子”。龙王对孙悟空说道：“舍妹有九个儿子。那八个都是好的。第一个小黄龙，见居淮渎；第二个小骊龙，见住济渎；第三个青背龙，占了江渎；第四个赤髯龙，镇守河渎；第五个徒劳龙，与佛祖司钟；第六个稳兽龙，与神宫镇脊；第七个敬仲龙，与玉帝守擎天华表；第八个蜃龙，在大家兄处，砥据太岳。此乃第九个鼍（tuó）龙，因年幼无甚执事，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，待成名，别迁调用；谁知他不遵吾旨，冲撞大圣也。”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对“龙生九子”的一次科普。从符号意义上讲，龙之九子形象各异，寓意象征也有差别，常见于不同器物、建筑、场所。同时，多中有一，它们共同围绕“龙”这一最高等级的符号形成一个符号体系或符号群，大多是吉祥元素，寄托着人们渴望消灾去祸、趋吉避凶的心理。
再如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三回写宝玉生日，群芳夜宴，席间行酒令抽签，宝钗抽到牡丹。“宝钗便笑道：‘我先抓，不知抓出个什么来。’说着，将筒摇了一摇，伸手掣出一根，大家一看，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，题着‘艳冠群芳’四字，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，道是：‘任是无情也动人。’又注着：‘在席共贺一杯，此为群芳之冠，随意命人，不拘诗词雅谑，道一则以侑酒。’众人看了，都笑说：‘巧的很，你也原配牡丹花。’”这里便提供了牡丹这一文化符号的生动注脚。自李唐以来，世人甚爱牡丹，牡丹也一路升为“花王”，代表了美和富贵。以牡丹喻人，无疑是至高赞美。
《符号里的中国》给人的一个启示，大概就是善于发现日常所见、书中所读的事物和现象所蕴含的符号密码，由此更加真切地触摸到支撑着它们的文化底蕴，拓展我们的审美空间。
揭示符号的生成演变过程
符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它的生成演变有一个历史过程。“凤凰如何由‘雄凤雌凰’变成女性符号的”“那么多火神，为何只有‘祝融’命名火星车最合适”“最受欢迎的财神是怎样炼成的”……作者试图通过揭示符号的生成过程，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祛魅，进而探究古人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背后的逻辑。
《符号里的中国》这本书告诉我们，很多符号形成或演变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：一是“错讹”，二是“错位”。
所谓“错讹”，包括无意识的与有意识的。无意识的，如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“张果老”，传世文献中有“张果老先生”一句，文献无标点，断句无定式，逐渐以讹传讹，“张果，老先生”变成了“张果老，先生”。有意识的，如“鹿”谐音“禄”，于是人们画一只鹿，用以表示求得福禄。
所谓“错位”，是指一些符号在神圣化、世俗化、本土化等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，典型者如老子。老子本是道家开创者，大约生活于春秋末期，史官出身，做过周朝图书馆管理员。《史记?老子韩非列传》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老子修道德，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”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，他是人，并不存在什么神性。战国以后，神仙方术才渐渐被附会到老子身上，与他本人思想中“玄之又玄”的表达和内涵融为一体，使老子开始变得神秘。时代越往后，越扑朔迷离。东汉末年，张道陵创立道教，为了吸引教众，他不断宣扬自己的神异，又说自己的神异是从老子那里得来的，就把老子奉为了教主。至于为什么选择老子，作者给出了三个主要理由：首先，已经神化了的老子有助于与当时同样被当作神的“佛”以及其他神仙方术相抗衡。其次，民间传说老子西出函谷关，化身为佛陀，说明佛出于道；史书又说孔子问礼于老子，说明道高于儒。选择老子，有助于在三教斗争中取得有利位置。最后，汉朝独尊儒术，道教要想立身，必须寻找一个能够与之相抗的理论支持。所以，经过张道陵的“改造”，老子终于成了“太上老君”。
读懂中国人的精神世界
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：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，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。进而，他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种符号化的世界，所有文化形式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用以解释世界的符号形式。这里所说的符号，当然不是我们在现代社会所惯常使用的商标之类的消费符号，而是一定意义上的文化代名词。对此，金克木早在《谈符号学》中就有过辨析，他认为符号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的不同理解：“狭义的只指语言以外的符号，把语言符号的研究归于语言学。广义的则指有符号意义和作用的一切，例如礼仪也在内。我国古代重视制礼作乐；原始社会中节日必有舞蹈和音乐；跳什么舞，唱什么歌，也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传递信息的符号。”
龙、凤、鸿蒙、太极、八卦、三星堆……书中所列符号内容多涉及神话传说，倒不是“好古”使然，而是这对于我们掌握文化符号的基因至关重要。其实，对于任何一个文化传统悠久的民族而言，神话都不仅仅是人类童年幼稚的故事，而是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源语言、源密码。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的那样，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，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。
楼宇烈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与西方文化相比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。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，中国家庭、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，强调人的主体性、独立性、能动性。从《符号里的中国》一书中，我们在“博物志”的长河中畅游的同时，一定会深深认同这一结论。读懂了一个个、一串串符号，也就把准了中国文化跳动的脉搏，进而读懂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、伟大奋斗精神、伟大团结精神、伟大梦想精神，并且恰切地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